首都国际机场壁画文献展研讨会在清华大学美术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首都机场壁画落成40周年,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办的“首都国际机场壁画40年文献展”于9月3日至11月3日在清华美院A区多功能厅举行。这次展览是40年来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创作小稿、历史文献及影像资料等首次展出,对于深化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的艺术研究、探讨对当下艺术创作及教育的启示、梳理清华美院的创作成就及学术文脉等有重要意义。

  2019年10月28日,1979年机场壁画的创作者、参与者及亲属,·2019-10-2116:03整治儿童保健品乱象不缺经验,管家美术界专家学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师生及媒体嘉宾100余人相聚清华美院A区大厅,共同缅怀前辈、追忆往事、继承精神、开启未来。

  上半场研讨会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方晓风主持,清华美院党委书记马赛、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杜大恺、中央美院教授殷双喜、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主任王颖生、清华美院教授张敢进行主旨发言。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方晓风在主持研讨会时提到:“很多老师和同学为这个展览付出了很多努力,走访了很多老先生及其老先生家属,搜集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包括壁画创作小稿、历史文献和影像资料等,首次将这些材料公开展览。展览对于梳理学院的创作成就及学术文脉,深化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的艺术研究,探讨机场壁画创作对当下艺术创作及艺术教育的启示等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今天,当年机场壁画的创作者、参与者以及亲属,还有美术界的专家学者相聚研讨会,共同缅怀前辈,追忆往事,更多的也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从学理上更认真地梳理一下这一非常重要的美术史上的历史事件,从中提取更多的学术智慧和经验。”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马赛教授提到:2019年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来说是两个重大事件的时间节点,一个就是学院当时的一些前辈参与的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今年是落成60周年。还有一个就是首都机场壁画建成40周年。服务国家、服务民生一直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初心。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经典之作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已载入中国现代美术史册。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创作凝聚了学院师生的智慧与创造,这些璀璨的艺术成果铸就了学院辉煌的历史,体现了学院教育方向和学术思想。国家担当、民族情怀及远大的艺术理想,在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创作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这次展览既是学院艺术精神和学术文脉的承续,学院师生将继续传递这种艺术精神,铁算盘三期必出。为国家、为社会书写新的艺术篇章。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先生说:机场壁画昭示和唤醒了艺术的春天,它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一、终结了文革十年艺术“红光亮”的历史;第二、极大地拓展了艺术的题材,实现了几无禁区的状态,全景式地展现了现实的生活状态,将民间故事、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科学与艺术等作为创作的主题;第三、艺术形式多种多样,突破了诸如古与今、中与西、民间艺术与庙堂艺术的诸多界限,甚至吸纳了西方现代艺术象征主义的表现形式,回到那个时代所有这些都是没有先例的;第四、在许多领域实现了工艺与材料的突破,譬如《哪吒闹海》、《白孔雀》将传统重彩转化为现代重彩;譬如《巴山蜀水》、《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白蛇传》第一次采用丙烯颜料进行绘制;譬如《森林之歌》首次将瓷版粉彩用于壁画;譬如《科学的春天》、《民间舞蹈》首次将陶版高温花釉用于壁画等等。综上所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机场壁画创造了艺术的崭新的时代语境。机场壁画同时是艺术教育的一次示范,参加绘制的有许多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在参与机场壁画的绘制过程中砺练了他们的能力,升华了他们的艺术理想。

  他说机场壁画的影响深刻而广远,“八五”艺术新潮,吴冠中先生关于“艺术形式与艺术内容”的著名论断,以及其后形成的公共艺术,以及大美术的行为与概念,都是与机场壁画的影响相关联的。机场壁画是不可复制的,特殊的历史节点,特殊的空间场域,特殊的艺术家的集群,决定了它的唯一性,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它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难以释怀的历史价值。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研究》主编殷双喜先生的发言从对机场壁画的回顾和对当代壁画问题的再思考两个角度来进行发言,他认为:机场壁画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艺术走向现代的第一个高峰。1979年9月26号落成的机场壁画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引起巨大争议,它引发了两个问题的讨论,一个是形式美的讨论。一个是美术民族化的争论。这两个争论也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美术理论界的重要争论。机场壁画是中国现代壁画史上的经典和高峰,也是中国现代公共艺术的一个里程碑,它可以和1950年代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相媲美。

  他认为机场壁画的特点有:第一,艺术语言的多样化。第二,机场壁画具有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和价值理想。第三,装饰与象征的现代意义。第四,构图与空间环境的结合,突出了壁画的本体性。联系当下壁画创作现状,他提出:壁和画:象征还是写实?人文还是装饰?构图与形象:永远的中心圆?绘画还是照相?等问题。

  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王颖生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机场壁画40年》,他说机场壁画在当代美术史上可以视为是中国壁画经历了长期封闭后的一个复兴节点,是一个艺术真正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画种的变革,成为中国现代艺术进程的一个转折点。

  他说以机场壁画作为创作节点,距今已经有40多年的积累。世界艺术的多元带来中国艺术家观念的不断更新,壁画创作的面貌多样而丰富,但同时着泥沙俱下,很多艺术家痛知的感到现在存在诸多问题,过多的机遇伴随着的是粗制滥造,市场化、赶工期、抢时间,把艺术创作变成了行货。所以往往有时候壁画家就觉得是一群干活的,就是格调不高,一味的装饰与迎合,让很多从业者失去了根本的原则和文化坚守,所以它离艺术家的创作和初心很远了。我觉得作为壁画家,应该在机场壁画40年这个节点上反思这个历史,我们应对丰厚的文化传统继承与现实的创造结合起来,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是我们的参照,吸收借鉴,立足于民族审美心态,应该说是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对于外来的艺术不是简单的模仿、拷贝与照抄,中国的壁画才能背靠传统,凝聚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精华,建构着不负时代的文化盛景。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敢教授以“中国艺术的转捩点”为题谈机场壁画,他说中国现代壁画发展,其实有两条脉络,就是对中国现代壁画发展有影响的。一个是我们自身的传统,还有一个是来自西方的传统。在今天我们强调文化自信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眼睛闭起来,觉得西方的东西不重要,好象跟我们的传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到很多非常有意义的内容。所以我们还是应该重新审视这两个传统。他认为壁画语言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的,它是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在机场壁画里面,我们的老先生们创作的作品其实也是风格多样的,有平面化的,比如像《科学的春天》等等。也有具有极强装饰性的,比如《巴山蜀水》,它是有空间感的。张仃先生提出的“毕加索+城隍庙”观点,在首都机场壁画上得到了非常完美的诠释。

  同时他提出当下首都机场壁画的保存状况有些地方堪忧,它确实面临着修复和保护的问题。机场壁画应该是中国整个现代艺术史上非常经典的部分,大家应该呼吁,我们一起去好好保护它,让它能够长久的保存下去。但是怎么保护,怎么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我们今天面临的课题。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壁画学会副会长郗海飞

  研讨会下半场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壁画学会副会长郗海飞先生主持。下半场研讨会由清华美院教授、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副主任郗海飞主持,中央美院教授、《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作者袁运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原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副主任刘秉江,清华美院教授、贝雕画《傣家风光》作者朱军山,《哪吒闹海》作者张仃之子张郎郎,《森林之歌》作者祝大年之子祝重寿,《巴山蜀水》作者袁运甫之子袁加,《白蛇传》作者李化吉、权正环之女李辰,《巴山蜀水》壁画组实习生唐薇,机场壁画磨漆画组实习生吴晞,美籍华人艺术家王玉琦,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获得者、旅美艺术家李全武,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壁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孙韬,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创作院院长、《森林之歌》陶瓷壁画组成员朱乐耕,清华美院教授包林,《科学的春天》工艺监制任世民,《森林之歌》画稿助理刘博生,北京大学教授翁剑青等先后发言。

  袁运生先生回忆了《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壁画的诞生经过,他说艺术的发展和政治、文化的现状和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壁画创作让我意识到,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发展意义有多重大。当时领导人的远大眼光和主张,才会在中国发展的整个步伐又往前推进,而艺术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刘秉江先生提出机场壁画,对于开创中国现当代美术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是一个开端,是非常值得总结纪念的美术界的大事,并回忆了北京饭店壁画《创造·收获·欢乐》的创作经过及后来的命运。

  朱军山先生回忆了机场壁画创作过程中的两件小事,其中包括包括木刻家黄新波先生对首都机场壁画的建议,他提出:民族的、现代的、亲民的三点主张,对首都机场壁画起到了指导作用。

  张郎郎先生从家属的角度回忆了张仃先生领导创作首都机场壁画时的状态,他说张仃先生认为是国际对艺术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和中国的民间艺术,实际上是通的,没有什么隔阂,所以他在机场壁画创作《哪吒闹海》的时候把当年小时候在庙里看到的这些壁画再进行创作,但他创作的是一个现代的壁画。他说:“我父亲在组织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看这些照片,他穿着白衬衫,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在战火中间办画报时候一样,80年代的前期,他又恢复到当年青春,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也正好有这个机会把他所喜欢的学生、朋友和他所听说的有能力的人,从不同岗位调过来,一块来做这样一个艺术上的瑰宝。”

  祝重寿先生提到正是有了张仃这样一位应该说是美术界眼界最宽广,而且头脑非常清楚的领导者,才有可能产生这批壁画。他提出未来应该立法保护这批壁画,现在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并给出了未来将1号航站楼改造成“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博物馆”的建议。

  袁加谈到:“机场壁画是一个反映了一个社会思想转折的重要文化活动。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或者是表现形式的问题,它牵扯到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远远超过任何一场简单的战役或者局部事情的成功,它是一个重大的对整个民族审美精神都有影响力的事件,所以今天重新梳理机场壁画的意义特别有价值。”

  李化吉、权正环之女李辰说:“艺术史上的很多重要作品就是因为它是站在历史的节点上作出了重大选择和重大主题的作品,这样它才能在艺术史上站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觉得机场壁画就是这样的。它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之上,它就变成了一个永远都抹不去的中国壁画史、中国艺术史上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的事件。”

  清华美院教授、《巴山蜀水》壁画组实习生唐薇说:“对于机场这些壁画,除了社会公众,即使是对于我们的学科、我们的学生,要走的路、要做的事情还是非常多的。在未来从艺术史的宏观、微观方面对机场壁画这样一个艺术现象、这样一个艺术开放和创作的重要节点,我们可做的事情真得很多。”

  吴晞首先代表1977、78级学生表达了对中央工艺美院、曾经教过他们的老师们及协助老师参与机场壁画创作的感谢,他谈到:“除了机场壁画的意义和价值,包括艺术的春天、思想的解放、创作思路和艺术形式的突破等,还有一个突破,就是材料。当时老师带着我们用非常丰富的材料进行创作实践,这个在当时是没有的。陶瓷,祝大年先生是釉上彩,肖惠祥老师是釉下彩。袁运甫先生用丙烯画,在那之前没见过,那种半透明的覆盖率,这也是当时非常兴奋的一件事。还有我参与乔十光老师的漆画组,用大漆,尺幅可以无限的大,这些都是收获。”

  王玉琦回忆了与机场壁画有关,并对自己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情。包括由费正先生主持,在石家庄举办的袁运生先生的白描展览会;1988年参与军事博物馆古代馆隋唐战争壁画创作向唐小禾和程犁等前辈的学习与交流以及在天津火车站创作的天顶画,这些都可以看出当时那个时代的映射。

  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获得者、旅美艺术家李全武发言时说:“首都机场壁画的这些作品是当年这批艺术家带着极强的探索性做的,重要的是它成为时代的杠杆,它撬动的是一个时代,它昭示的是一个巨大的未来,是一个多学科、多类别总体的探求,它才能真正彰显出它在中国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段落里面产生的这么一群伟大的的艺术家,进而产生了这么一批伟大的作品,这对我们的未来有巨大的预示性。”

  中央美院教务处处长、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壁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孙韬

  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壁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孙韬说:“今天努力做壁画创作的这些中青年艺术家,我觉得没有人没有受过机场壁画的影响,我们小时候是看着这些画长大的,这些画是引导我们最后走向壁画之路,但是机场壁画后来的宣传非常不够,未来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中国壁画学会、清华美院应该将这个品牌做大做强。”同时他提出通过现在的材料把这些壁画用另外一种方式再复制再做是可能的,这个时代的经典我们应该留下来,要传承下去。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池瑜说:“首都机场壁画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壁画是是里程碑式的。它不仅对壁画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于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艺术的创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两个实践,包括吴冠中1979年到1981年在《美术》杂志发表了三篇文章,一个就是谈抽象美,一个是谈形式美,一个是质疑内容多于形式,这对思想解放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首都机场壁画,它是在创作实践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作发生了重大影响。以前的研究都是放在壁画上面,我觉得应该放到全国美术上,这是不能被低估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创作院院长朱乐耕回忆了当时跟随祝大年先生创作《森林之歌》时的感触及所受的影响,他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它的教育是从中国最根本的民族艺术开始,很多是我们的民间艺术。所以那个时候我感觉接触非常多,整个艺术的面是非常宽广的,这对我一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对壁画的研究以及讨论意义非常大,因为现在整个城市已经转型了,它不是一个生产的城市,是文化和休闲的城市,城市需要很多公共艺术,需要很多工艺美院壁画的工作的延续。因为我们的壁画是从我们中国哲学的角度思考,它有东方的智慧、思考和创造,今天的研讨会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它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让我们去思考。”

  清华美院教授包林指出:“机场壁画是解放思想的一个新的起点和开张。这种解放思想对中国1990年代整个艺术的推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是非常明显的造就了那个年代中国整个艺术活跃、多元、包容、前卫、探索的这样一种状态。中国20世纪艺术和整个西方的发展史是完全不对应的,我们有自身的话语逻辑和环境,当我们去看机场壁画的时候,它的意义要超出壁画本身。”

  任世民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回忆了首都机场壁画的创作过程,这些伟大的作品能够上墙、能够展示在大家面前,也经历了一番过程。例如《科学的春天》,为了这件作品上墙,张仃先生专门成立了一个包括郑可和严尚德先生在内的班子,并成立兼职小组专门去邯郸制作陶板。他说整个过程经历了很多困难,因为坚持了这个才有今天的效果。实际上很多艺术作品的最佳效果都是老先生们呕心沥血完成的,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已故去的老先生们。

  刘博生先生以纪念机场壁画40周年为契机,提出了教育问题。他说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后代应该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引导他们、教育他们?作为艺术创作应该怎么应该他们?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不考虑这些,我们作为教师是失职的。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翁剑青说:“1979年中国当时出了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两件事,一是中科院召开了中国第一届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大会,当时被誉为是中国科学的春天要来了。第二件就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壁画,被认为是‘中国文艺界的报春花’。这个壁画事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方向标或者文化地标,这证明了由于整个国家政治的决策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才可能产生北京国际机场壁画。”同时他说:“中国公共艺术无论从法律、从艺术观念,从它的文化价值观,如果能够推动的线年机场壁画的这种精神,就是让艺术为社会服务、为民众服务。”

  与会者认为,诞生于1979年的首都机场壁画,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艺术的第一个高峰,它不止作用于艺术界、文化界,甚至开启了一个时代,对整个社会思想都起到启蒙作用,当下我们对首都机场壁画的保护、纪念和研究还远远不够,未来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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